吴晗人品到底如何

太过偏执，急功近利，不懂政治却走上了仕途。

吴晗人品到底如何1

吴晗人品如何，为何评价他为两截人，他惨死后钱钟书说出了答案。

吴晗，原名吴春晗，1909年出生于浙江义乌，从小酷爱历史，12岁时到金华求学。

吴晗的前半生可以说十分的光彩，他博览群书，刻苦钻研，思想进步，为人厚道。

1925年，吴晗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不幸，吴家家道中落，为了养家糊口，他无奈地放弃了学业，做了一名小学教师。

心高气傲的他不甘心一辈子碌碌无为，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，然而刚刚读了一年，该校突然停办，幸运的是他一年后来到上海，又考入了中国公学。

吴晗会写文章，精通明史，但数学不行，他在报考北大的时候，数学为零分。

按照当时大学的规定，凡是考试科目有不及格者，一律不得录取。

眼看吴晗无缘北大梦，幸好胡适珍惜人才，极力推荐保举，吴晗顺利地进入了清华大学。

因为吴晗家境不好，胡适对他特别上心，主动帮他联系了勤工俭学，改善他的生活；而吴晗也视胡适为恩师，两人相处的非常融洽。

　　

1930年，吴晗整理《佛国记》遇到了困难，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胡适，他写信给恩师：“我知道您很忙，但除了您我再也想不出还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收到信的胡适义不容辞，给了吴晗许多帮助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吴晗作为热血青年自然悲愤难平，他带着体弱的妻子袁震离开了北平，去了大后方。

1937年，吴晗应西南联大之邀前往云南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继续自己对明史的研究。

国难当头，山河破碎，政府腐败，无以为继……

好友张荫麟在贫病交迫中去世，吴晗的思想开始转变，在妻子袁震的影响下，他彻底向左了。

1943年7月，吴晗正式加入民盟，书生不擅长政治，但他非要掺和政治，这是他人生厄运的开始。

从前的史学家变成了社会活动家，吴晗四处奔走，积极宣传反蒋抗日，言论越来越激烈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本像样的史学著作。

抗战胜利后，袁震得了重病，急需赴上海治疗，可吴晗没有钱，他只能求助于民盟的罗隆基。

罗隆基帮助吴晗筹到了路费，袁震因此转危为安。

应该说，胡适与罗隆基都对吴晗有恩，前者帮他完成学业，教他做人；后者解他燃眉之急，助他一臂之力。

可是，吴晗又是怎么报答他的恩人呢？
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，吴晗的.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，他学而优则仕，觉面今是而昨非，他忘了自己的恩师，也挥手告别了往日的朋友。

建国后，吴晗担任北京副市长，随后主持了明十三陵的发掘工作，由于当时的技术落后，发掘工作毫无意义，反而损坏了很多文物。

在此期间，吴晗表现地十分积极，上头转达什么，他便支持什么。

批判胡适时，吴晗对外宣称：“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，没给过我什么，我之有些知识，主要是靠自学。”

胡适对吴晗有再造之恩，吴晗却翻脸不认账，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学。

好友沈从文落难，在博物馆扫地时，巧遇吴晗，他想与其握手，但吴晗为了划清界限，视而不见。

反右运动时，吴晗对着罗隆基破口大骂，似乎早就忘了当年的资助之恩。

书生变成了政客，该忘的早忘了。

　　

拆北京城墙时，吴晗十分配和，指责林徽因保守，不合时宜。

林徽因气极了，她带着悲愤离开了人世。

吴晗管不了这么多，他志得意满，一帆风顺。

只不过，世事无常，吴晗没想到自己也会有倒霉的一天。

1965年，姚文元在报上发表文章，指责吴晗写的京剧《海瑞罢官》是【反党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，于是乎，昔日清白的吴晗被扣上了“叛徒，特务”等罪名。

1968年的特殊时期，吴晗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，他先被游街，再被关押，临死前大吐鲜血，头发全被拔光，连骨灰都下落不明，而他的妻子袁震则早在几个月前就被迫害致死。

据说，吴晗在临死前拼命地为自己辩解，但没人愿意相信他的话，他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百口莫辩，什么叫生不如死。

悲剧还没有结束，他的养女吴小彦因为难以忍受外界的风雨，在22岁的时候含恨自尽，一家四口人只剩下了养子吴樟。

《海瑞罢官》是桩冤案，可吴晗死得冤吗？

1990年，在一次文学家的聚会上，大家谈起了吴晗的事迹，一向做学问的钱钟书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57年那会他整别人也挺狠。”

是啊，你整别人时为什么不去想想别人可怜呢？

胡适远走他乡前，感叹道：“吴晗可惜啊，他走错了路。”

吴晗的确走错了路，他从政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抛却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，背上了欺师灭祖、忘恩负义的名号，实在让人同情不起来。

每个人都生活在时代的车轮下，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，但无论如何，人都不能忘本，滴水之恩 ，当涌泉相报，你纵然无能为力，也不能为了升职丢了道义。

吴晗不是坏人，他的主要问题在于太过偏执，急功近利，不懂政治却走上了仕途，成了后世眼中的“两截人”。

吴晗人品到底如何2

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。1934年吴晗毕业留校任教，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，影响直追陈寅恪、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。

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“建州史”的研究。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，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，竭力否认建州曾在明朝管辖之内，并在清修《明史》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、伪造和歪曲。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：“现在不说别的，但看雍正，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，就足够令人震惊。

　　

全毁，抽毁，删去之类也且不说，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，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，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，不但藏之于内廷，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，使天下士子阅读，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，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。”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。

最终考据结果表明，早在明朝就设有“建州卫”，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，是中华民族中一员。通过这段研究，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，正如他在主编《益世报》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，一、但论是非，不论异同；二、求真；三、重视“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”；四、“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'”。

这表明吴晗对官修历史产生了严重质疑，他在《史学》一周年的致辞中写道：“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、民众的。”